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西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了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为主、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协作，多路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推动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大胜利，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回顾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波澜壮阔的恢弘历程，对于全面了解认识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这段历史，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谨以此文缅怀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呕心沥血、作出贡献的革命先辈们，并向曾参与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一、近代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和图谋

　　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帝国主义早已垂涎三尺。在沿海方向打开通道后，他们并不满足，把手又伸向了内陆地区，想方设法获得更大利益。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等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觊觎中国西藏地方蓄谋已久。1841年，趁鸦片战争爆发之际，英帝国主义支持森巴人联军侵略阿里地区。1846年，英国以拉达克属于克什米尔为由，占领了原属于中国西藏的拉达克地区。1888年，英帝国主义亲自出场，调动2000多英军，进攻隆吐山，占领了锡金等地，这便是英国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战后，1890年签订的所谓《中英会议印藏条约》，导致中国的藩属国锡金，以及中国西藏地区南部边境的日纳、纳汤，直至则里拉一带的土地被占领。1893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所谓《中英会议印藏条款》，亚东被迫开设为商埠，实行免税政策。1903年12月，英国殖民者进一步策划了入侵西藏的战争。他们以排除沙俄势力插足西藏为借口，由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3000英军，从锡金偷越则里拉山口，进占西藏亚东、帕里。1904年大举开战，制造了曲米新谷大屠杀，我军民为反抗侵略组织开展了乃宁寺血战、宗山保卫战等一系列战斗，最终英军于8月3日进抵拉萨。此役，英侵略军先后屠杀我各族军民四五千人，焚烧了许多寺庙，掠夺了大批文物、财宝。这是英国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

　　英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两次侵略战争，一次次变本加厉地掏空中国。1904年，以兵临城下的方式，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蓄意制造分裂的《拉萨条约》，但由于没有中央政府授权，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一直未被承认。1906年，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确认了《拉萨条约》的基本内容，开辟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印人员在该三地享有治外法权。此后，英帝还获得在亚东、江孜驻扎军队和在亚东至江孜间建立邮电、驿站等特权。至此，西藏地方与全国一样，也沦为了半殖民地。

　　之后，英帝国主义不断变换手法，加紧分裂西藏。一方面，在国际上制造麻烦。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帝打着调解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矛盾的幌子，在印度西姆拉召开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由此便出现了由英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与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私下串通，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伦钦夏札，私下与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商定了一个“藏印边界”，也就是俗称的“麦克马洪线”，图谋永久侵吞我国门隅、珞瑜、察隅三个地区的全部或大部领土，甚至连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老家也被划成了印度“地盘”。这个秘密换文和附图，既没有摆上西姆拉会议日程，在西姆拉会议的记录中也找不到换文和附图文件的记录，更没有通过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代表的同意，因而完全是非法的。这种无耻做法，中央政府坚决抵制，拒签所谓的《西姆拉条约》，也不承认其内容。而英帝国主义的不光彩行为，在二战后却成为印度在边界谈判中的所谓证据，给中印关系带来阴影。

　　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想尽一切办法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并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英分裂主义分子，挑起事端、制造矛盾。为此派黎吉生等以英国（印度）驻拉萨商务代表身份，常年在西藏活动，搜集情报、横生事端。英帝国主义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以设教堂、医院、学校等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甚至到了1950年，在昌都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俘虏了福特等2名英国特务，他们在昌都的任务是，游说上层人士阻止解放军入藏，并为藏军抵抗提供服务。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势力的作用，清末以来国家政局动荡，中华民族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瓜分的危险，西藏一度处在与祖国分离的边缘。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各民族矛盾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西藏劳动人民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农奴制度的双重控制和国内民族矛盾的影响，被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利用民族、宗教的幌子进行愚昧和控制。西藏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其特殊的复杂性。

　　西藏特殊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成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指导解决西藏问题，制定解放西藏一系列特殊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决策背景。

　　二、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决策部署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推进，全国大陆的解放指日可待。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西藏独立”的步伐，图谋将西藏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较晚插手的美帝，逐渐取代了英帝国，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出于内政的需要，一改以往明确表示西藏属于中国的态度，开始关注操纵“西藏独立”问题，想把西藏作为在冷战中遏制新中国的一个基地。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势力策动下加紧分裂活动。1949年7月8日，在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的阴谋策划下，制造了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官员的事件，意在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针对他们的分裂活动，9月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严正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强调“久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奴役的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应该团结起来，揭穿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摆脱帝国主义所加于西藏的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解放全中国”。9月26日，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无视中国人民对西藏问题的严正立场，一意孤行，于1949年底策划委派“亲善使团”，分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寻求“西藏独立”活动。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慑于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和中国人民特别是西藏各界的坚决反对，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表示不接纳西藏“使团”，只有赴印的“使团”秘密前往新德里。与此同时，西藏分裂分子不断加强军事力量，1949年9月，印度派其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带着尼赫鲁致达赖和摄政达扎的信函到达拉萨，与噶厦进行了具体磋商，确定了向印度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设立军饷机构，加征军用粮款，扩充藏军编制，在藏东金沙江沿线和藏北黑河地区构筑工事，妄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如此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严重地威胁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藏族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对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羁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2月2日，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青海省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1950年2月，西康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表示将像当年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为了挫败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的阴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认识到西藏问题亟待解决的迫切性，决定不失时机解放西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了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庄严承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又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对于向西藏进军的主要方向，毛泽东曾经权衡再三，颇费思量。进军西藏事关重大。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并且在重大问题上亲自决断。

　　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正式名称为主席）。”明确提出了由西南局担负解决西藏问题的任务。

　　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回复班禅10月1日的来电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由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战争已经结束，而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较平坦，班禅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改由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后，即派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一个月之后，范明交出一份调查报告。彭德怀据此于12月30日报告中央并毛泽东：据调查“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二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二路每年只有四个月（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另兰州、西宁两处，现有约三百人的藏民训练班，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藏民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鉴于国际国内的形势，解决西藏问题尤为紧迫。在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30日的电报后，当即于三天后（即1950年1月2日）由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指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转换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在任务的下达上经历了由西南局到西北局，再由西北局到西南局的转换。最终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将西北局担任进军西藏的任务转交给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实施，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协作。

　　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分别做出由西康、云南、青海和新疆多路同时向西藏进军，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努力开展和平夺取工作的部署。

　　刘伯承、邓小平看到毛泽东1月2日来自远方的电报后，立即缜密研究了贯彻执行这一重要指示的意见，并于1月7日上报毛主席、党中央，同时发给当时尚在成都的贺龙。

　　1950年1月10日，尚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接到西南局的电报后，即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指示。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保证胜利进军和解放西藏，1950年初，西南局确定第二野战军第18军担任入藏任务，并成立由七人组成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军长张国华任书记，政委谭冠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和经营西藏工作。刘伯承、邓小平于1950年1月18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由18军从川康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青、新、滇各派一支部队作向心进兵的部署。中共中央于1月24日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赞同刘、邓“多路向心进兵”建议和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委，电报说，已决定18军为进军西藏的主力，并提议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部队向西藏多路进兵，以便解决粮食及地形上的困难。望西北局和王震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同意西南局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并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此委员会。

　　和平解放方针的确定实施

　　中共中央在决定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为了避免战争可能带来的动荡与破坏，特别是为了避免加深民族之间的隔阂，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利弊，决定采取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早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今后力争以北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和绥远（暂维现状尔后解决）方式解决尚待解放的各地问题，提上了解放战争的日程。这一年，在席卷中国大陆的军事胜利形势下，相继有湖南、宁夏、新疆、云南、西康等省区得到和平解放。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就为团结西藏各民族、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展现了光明前景。

　　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争取工作，制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但在国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下，西藏的和平解放仍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三、西北局开展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准备部署

　　进军西藏的部署

　　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军区部署向西藏进军的工作。1950年3月6日，西北军区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关于配合西南进军西藏的具体方案，拟组建一支骑兵部队（即青海骑兵支队）进至玉树。并对该部进军后的粮食、装备、运输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4月18日，王震上报新疆部队组建进藏独立骑兵师和入藏路线情况。5月2日，彭德怀向毛主席报告由青海进军西藏准备工作。报告中提出：“根据青藏地区自然条件，进军西藏亦只有采取先设站后进军，站站扎连，步步张营，梯次延伸前进的方针。”并决定先遣骑兵营于6月中旬自西宁向玉树挺进。之后，青海、新疆各自准备向西藏进军的工作。

　　1950年11月下旬，西北局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班禅方面的团结争取工作，确定以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任驻班禅行辕代表，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牙含章任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西北局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于11月24日复电，同意西北局关于派范明等人到班禅行辕工作的决定，同时将周恩来总理与班禅堪厅主要成员计晋美的谈话内容告诉西北局，以便作必要的准备工作。

　　西北局于1950年12月25日、西北军区于1951年1月9日分别开会，讨论护送班禅返藏和配合西南军区部队进军西藏问题，就组织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成立西北民族学院分院问题作出决定，并形成了若干意见。

　　1951年1月10日，周恩来致电张宗逊、习仲勋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军区、西南军区关于进军西藏事由。电文说：（一）“由新疆出兵西藏及新疆公路问题，王震同志来京时已经谈妥。”所需汽油，“中财委允许照数拨给，但需新疆自己解决运输问题”。（二）“为配合西南入藏作战，今春在必要时，可由玉树向黑河方向出动少数骑兵。”“为准备将来护送班禅入藏，则仍应以青海八百骑兵，再招收若干青海藏人作为班禅卫队，入藏后并准备长期留下，成为干部。”“此项任务，望你们责成青海军区特别注意完成。”。1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京听取汪锋、范明、牙含章等关于西北准备进藏情况的汇报。李维汉就护送班禅返藏、做好统战工作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指出关于成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组织机构问题，由西北局决定。1月31日，周恩来由李维汉陪同，在京接见汪锋、范明、牙含章等同志。在谈话中，周恩来对西北进藏的任务、路线、领导关系、干部配备、通讯联络等问题，均作了明确指示。

　　根据周恩来、李维汉对汪锋、范明所谈的主要内容，随后即形成了中央军委于2月13日发出的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就具体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政治争取工作的开展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青海省委以及各进藏部队都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同西藏地方当局进行接触，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争取工作。

　　在前线部队对藏军开展争取工作的同时，各方派遣人员也入藏劝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在西北局的协助下，于1950年2月派出张竞成等人，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和达扎摄政的信件，入藏进行联络。此信送到西藏地方政府后，曾在西藏官员会议上宣读，并作了回复。随后，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将张竞成等人送回青海。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派员并以持政府官员信函方式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联系。

　　为了将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迅速传到西藏，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广播宣传工作。西安、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较早地开办了藏语广播。1950年5月9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在西安向十四世达赖等西藏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发表讲话。喜饶嘉措大师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有解放全国领土的任务和力量，前后藏的解放是有其必然性的。同胞们：慎勿听信英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挑拨离间，认为西藏距西康、青海、新疆较远，中有雪山、石山和荒无人迹的草原，足以阻止解放军的前进。回忆红军的奇迹，人民解放军力量已大过百倍，已经解放全国绝大部分领土，进军西藏更无问题。” 喜饶嘉措在讲话中不仅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谈判，还揭露台湾国民党在藏语广播中的挑拨行为，他的广播讲话在拉萨上层人士中引起了一定震动，但未能被西藏地方政府接受。

　　中央在审阅西南局、青海省委的电报后，于5月17日批复西南局并西北局指出：“西南局的四条较好”“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望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针对西藏实际情况，由邓小平亲自起草，将原来的四条，扩展为十条，于5月27日上报中央。毛泽东在审阅后，于5月29日批复同意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十项条件，这十项谈判条件成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政策指导方针。十条的内容以不同形式传达到西藏后，受到了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拥护。

　　各方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中央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然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拒绝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扣留西北局派往拉萨的劝和团人员，将前往拉萨劝达赖接受谈判的格达活佛迫害致死，并加紧分裂活动。

　　此时，多路进兵的各路部队已开始陆续向青藏高原进军。6月21日，青海骑兵支队由西宁出发，越过海南广漠草原，于7月24日进抵玉树。

　　昌都战役后的形势任务

　　昌都战役胜利后，西南局又向中共中央建议:西北局除承担进军日喀则和阿里的军事任务外，还需要承担这两个地区的政治任务，以便解决经济和运输补给方面的困难。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于1950年11月9日电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因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进军日喀则和阿里地区的任务，又因日喀则为班禅历史关系最深而现在仍保有相当影响的地区，而班禅的工作则属于西北局，故刘伯承同志提议由西北局同时担负接管日喀则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为此，西北局应即积极进行各种有关准备工作，如政策、人员、统战工作等。”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多次召开会议，认真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决定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十世班禅方面的团结争取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即于11月24日复电同意。同时，中共中央又将周恩来与计晋美谈话的内容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便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进军西藏、护送十世班禅进藏的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意见，与周恩来同计晋美谈话精神是一致的。当计晋美返回西宁时，周恩来叮嘱他路过西安时要“与仲勋同志详谈”。1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讨论了护送十世班禅入藏的问题，形成若干实施意见并决定成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派专人去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有关问题。

　　1951年1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派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达北京，就进军西藏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汇报工作。李维汉就护送十世班禅返藏、做好统战工作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他们一起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西北地区进藏的任务、路线、部队隶属关系、进藏物资准备和干部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

　　2月13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精神，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进一步加强进军西藏、护送十世班禅的各项准备工作。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3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只能提供一千人进藏给养的电报后，又召开临时会议，专门研究进藏问题，决定压缩西北进藏人员。3月20日，西北局曾电告范明，拟以范明、牙含章、慕生忠等7人组建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因多数人未到职而未组成，但各种准备工作已由范明、牙含章在紧张进行中。到4月上旬，在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经过紧张筹备，已调配进藏干部、医疗、电影、新闻等工作人员、勤杂人员，以及警卫分队等，总数达1100余人。此外，筹集了大批物资，购买和租用一大批牲口，包括马匹、骆驼、牦牛等，作为驮运物资之用。

　　至此，护送班禅返藏及由青海配合第18军进军西藏的部署已基本完成。

　　四、新疆方向进军西藏解放西藏

　　进军阿里的部署

　　1949年冬，早在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之际，毛主席就指示第一兵团：“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彭德怀和王震详细分析了新疆部队进军阿里的特殊困难：“新藏间，横隔昆仑高原，进军阿里，想其艰难恐不亚于长征。”因而两次建议中央：“西北青、新进藏部队，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大，应采取先设站、后进兵，站站相连，步步张营，梯次延伸前进的方针，应先派出一连左右之兵力先行进藏，担负侦察、设站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彭德怀、王震的提议。同时，中央建议王震：新疆部队的进藏任务，可由驻南疆的郭鹏、王恩茂所率第二军组成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担负。1950年2月，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在喀什向担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地区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简称二军）部队官兵发出号召，要求自愿报名，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5月1日，二军组建了独立骑兵师（师长兼政委为何家产、副政委为田星五；8月，西北军区电令改称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仍归第二军指挥），以配合西南军区部队进军西藏，担负解放阿里的任务。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500米，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有昆仑山脉，西为喀喇昆仑山脉，南为喜马拉雅山脉，中部有冈底斯山脉，地势高峻，山岭重叠，雪峰林立，属高寒缺氧地区。新疆和阿里之间横隔着绵延千里、终年积雪的昆仑山脉，当时无公路，我军对于阿里的各方面情况则掌握甚少，大部队进藏非常困难。据此，新疆军区命令独立骑兵师集中力量修筑新藏公路，为大部队进藏作准备。同时，决定派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作为先遣分队，首先进入阿里，主要任务是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建立据点，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

　　一边进军一边修路

　　阿里与新疆南部之间被终年积雪的昆仑山阻隔，无道路通行。而部队进军阿里，一切军需给养必须由新疆运送。为此，修通从南疆到阿里的道路成为首先解决的重大任务，为弄清入藏道路情况，新疆军区派人进行了调查。1950年4月18日，王震向西北军区、中央军委报告了关于入藏道路等情况。5月初王震、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赛福鼎、参谋长张希钦向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上报修筑新疆至阿里公路的计划，得到中央批准，并指示独立骑兵师成立筑路委员会。5月中旬，独立骑兵师全面展开进藏准备工作，决定在喀喇昆仑山脉西段的雪域高原凿开一条进藏通道。当时，由于任务紧迫，技术力量缺乏，经初步勘察，确定以于田为新藏公路起点，经普鲁卡子、昆仑达坂，修至阿里改则。1950年7月，独立骑兵师和第5师第15团1营及1800多名各族民工开始修路，至翌年8月。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鉴于从于田修路工程浩大，国家财力有限，应暂停施工”的指示，从于田向阿里已修建的170公里的公路工程停止。

　　进藏先遣连向阿里进军

　　根据中央和西北局、新疆军区指示精神，独立骑兵师党委决定以第1团1连为基础组成“进藏先遣连”。考虑到一连将远离部队领导机关，孤军深入、单独执行任务，会遇到意料不到的特殊情况和困难，所以从全师抽调了20多名战斗骨干充实到一连，并给一连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通信等专业干部和掌工、医务人员。为加强武器装备，提高独立作战能力，除一、二、三排每名战士装备一支步枪，每班装备一支轻机枪外，还给一连装备了“八二”炮两门、“六O”炮四门、重机枪两挺，组建了机炮排（即第四排）。为增强连队领导力量，选派师侦察参谋、特级战斗英雄彭清云同志任该连副连长（该连的连长是曹海林，指导员是李子祥，该连无副指导员）；同时还委派思想老练、立场坚定、政策水平高、独立工作能力强的1团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同志为该连总指挥兼党代表，以团党委和团首长的代表身份，带领一连去执行任务。

　　为支持进军阿里，部队领导机关和新疆和田的地方政府，组织了由900多名民工、4500多头毛驴组成的9个运输大队，为进藏部队驮送粮食、马料和其他军需物资。6月，二军军长郭鹏将自己的指北针赠与进藏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二军政委王恩茂将自己的皮大衣赠与先遣连。7月11日，新疆喀什军区司令员郭鹏、政委王恩茂下达“八一进军西藏”命令。

　　1950年8月1日，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向在新疆于田普鲁村召开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发来电报，指示：“你们要忠于祖国，热爱藏族人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把胜利的红旗插上西藏高原。”“进军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此去山高路遥，任重道远，你们在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没有道路的情况下，孤军挺进，用双脚为西藏人民踩出一条解放之路、自由之路，这是一项十分艰难而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同志们将要进军的阿里，是举世无双的高原。此去征程困难重重，你们不仅是一支侦察队，还是一支探险队、战斗队和工作队。相信同志们能够精诚团结，克服困难，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之巅，为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片陆地，立新功。”出发前，何家产在誓师大会上将一面“向西藏大进军”的战旗授予先遣连。8月1日，由汉、回、藏、蒙、维吾尔、锡伯、哈萨克7个民族共136名指战员组成的队伍，高举着“向西藏大进军”的红旗，从昆仑山脚下的于田县南的普鲁村，踏上了进军阿里的征程。

　　向阿里进军，这的确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孤旅远征！昆仑山中渺无人烟，终年冰雪，高寒缺氧，海拔在5000米以上。先遣连没有军用地图，没有向导，靠着指北针在山谷中艰难跋涉，边侦察，边前进。山越爬越高，指战员们的高山反应也越来越严重。当连队攀登上冰封雪盖的昆仑山主脉时，不少战马鼻孔流血，牵着也难走。强烈的阳光经茫茫白雪反射，半数以上的人得了雪盲症。战士们用黑布或马鬃编成网蒙在眼上，互相拉着前进。他们发扬我军吃苦耐劳和阶级友爱精神，克服了风雪严寒、高山反应和雪盲症，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先遣连于8月15日越过界山达坂，终于跨进了藏北高原，进入阿里地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进入西藏的部队。

　　先遣连初到阿里时，组织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号召人人当宣传员，把发动和团结当地群众作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来完成。对此，全连指战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用政治宣传、帮助群众做好事等方法团结群众，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画像和《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等传单发给群众。他们还常常用通俗易懂的形象比喻来宣传和解释我党我军的政策和纪律，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仅不增加群众丝毫负担，而且积极帮助群众放牧、打柴、拾粪、背水、治病，部队节衣缩食，把自己历经千辛万苦从新疆运来的粮食、砖茶、布匹、糖块，拿出一部分救济贫苦牧民，他们十分感动，连说：“北边来了菩萨军”，越来越信任和爱戴解放军，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广大贫苦牧民冲破阿里噶本政府和反动头人的封锁政策和禁令，主动为我军打柴禾，搬帐篷，寻马匹，送情报，当向导；还把自己的盐巴、酥油和猎获的野牛等作为礼品送给部队。当地群众对我军的热爱和拥护，又进一步教育了先遣连的干部战士，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藏北高原站住脚、扎下根的信心。

　　争取阿里上层

　　先遣连广泛团结地方官员、头人，通过他们向阿里噶本政府致意。1950年10月，在得知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后，阿里噶本（总管）（清朝四品）赤门色态度转变，主动派秘书才旦朋杰和管家扎西次仁为代表到廷空同解放军联系和谈，并举行比武联欢。在谈判中，进藏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向噶本代表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对西藏的关怀，介绍了全国的形势，阐述了党的政策，宣传了《共同纲领》，表达愿与噶本团结一致建设新西藏的愿望。噶本以书面形式提出：“西藏人民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我们要和平不要打仗”。在和睦的气氛中，双方达成基本协议：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噶本政府，不干涉其行政事务；保护藏族同胞利益，不要群众一粒粮食；噶本政府承认解放军驻军扎麻芒保，彼此和睦相处，保证以兄弟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协助开展群众工作。

　　先遣连将噶本政府提出的“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等意见，以电报上报新疆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电文报告了毛泽东主席。1950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复信阿里噶本。信中写道：“我们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的目的，是为帮助西藏人民解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所以，一切开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到处都同西藏人民结成了朋友。”信中明确表示，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噶本收到毛泽东主席复信后，受到很大鼓励。

　　1951年1月2日，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争取和团结阿里上层人士，李狄三写信向阿里噶本赤门色祝贺新年，并要求去噶大克进一步谈判。阿里噶本将此情况报告西藏地方政府，历数解放军的种种好处以及他同解放军“相处很好”的情景，力促拉萨当局同中央和谈。

　　1月9日，流亡到亚东的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令噶厦复电阿里噶本：“西藏谈判代表将去北京，汉藏和谈不久开始，可派代表向汉官李狄三说明。”在另一份回电中称：“你们派人帮助解放军购买吃食，度过雪灾的做法很对。今后，你们要继续教育人民在汉藏团结问题上造成好印象，而不能损害这种团结，切记，切记。”

　　自力更生长期坚持

　　廷空会谈不久，藏北高原进入隆冬季节。先遣连遵照上级关于“立即转入过冬备战，坚持到明年”的指示，掀起了一个“过冬备战”竞赛运动的热潮。在完成过冬备战任务后，经李狄三提议，连队又开展了学习文化和学习藏语活动。1951年春节前后，先遣连处在十分艰难的岁月里。这时，吃粮问题突出了。虽然运粮组的同志们不辞辛苦地赶运粮食，但因骆驼病亡增加，驮运量越来越少，所运粮食远远不能保证供应。先遣连实行吃饭定量，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两个馍或四两炒面。即使这样，仍然难以解决粮荒。他们只得吃马料，吃兽肉。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无青菜吃），加上劳累和缺氧，同志们有的患了夜盲，有的指甲塌陷，有的头发脱落，身体都很虚弱。这时，冰雪封山，阻断了新疆向先遣连运送给养的道路。交通运输被阻断，部队陷入困境，严重缺吃少穿，缺医少药，食品和药品得不到及时补充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从1951年初开始，一场无情的高山病严重威胁着先遣连的干部战士，高山病最先在多孟出现，很快就在两水泉和扎麻芒保蔓延开来。到3月间，在扎麻芒堡能执勤劳动的只有29人了。全连战士在李狄三带领下，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在与风雪斗争，与饥饿斗争的同时，又同病魔斗争。

　　与此同时，喀什军区落实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尽最大努力，恢复补给线”的指示，动员和田地区各族人民，筹集毛驴和牦牛，千方百计接上被冰雪阻断的先遣连补给线。由于各方面支持，使先遣连渡过生死难关，坚持到后续部队的到来。1951年5月初，新疆军区决定，独骑师以第二团加强第六连及师侦察连组成进藏先遣支队。在副团长安志明率领下，于5月28日进抵藏北改则地区的扎麻芒保，当副团长安志明到达时，病危的李狄三已不能说话，他把枕头边的工作日记交给安志明后，便溘然长逝。这些日记本中写有进藏工作总结、给师党委的信、对自己身后的安排。

　　鉴于先遣连历尽千辛万苦进军藏北，胜利地完成了“建立据点、侦察敌情、做好团结藏北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的光荣任务，新疆军区于1951年2月5日转来西北军区党委1月30日决定授予独立骑兵师1团1连荣誉称号的命名电和记功命令：“你们奉党中央、毛主席之令，先行进军阿里后，在藏北高原上历尽千辛万苦，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纪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艰苦，不畏牺牲，团结了藏族群众，打击了阶级敌人。官兵团结一心，战胜了高原上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所赋予你们的各项任务，为后续部队创造了条件。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随后，王震给独立骑兵师师长何家产致电：给进藏全体指战员颁发解放大西北纪念章和人民功臣奖章各一枚。

　　2月25日，喀什军区首届劳模大会向先遣连发出慰问电，指出：“特等战斗英雄彭清云同志并转一连全体指战员：当我们510个劳模在此举行第一届劳模代表大会的时候，全体代表一致想念你们——解放西藏的先遣英雄连。大家都为你们战胜昆仑，克服奇寒，艰苦卓绝的英雄事迹而感动，你们是全军的旗帜，是英雄的榜样，你们背后有500万解放军和四亿七千万人民的支援，有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赞助。你们面前又有全体藏族人民在殷切地期待你们去解放他们，望你们继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战胜困难，消灭大陆最后残敌，为祖国为人民立更大的功劳。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吧！现将锦旗一面，由你师代表转去。”

　　为保证《十七条协议》实现和巩固国防，毛泽东于1951年5月25日亲自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大路，以备随时入藏。”先遣支队和先遣连遵照新疆军区指示，在安志明统一指挥下，除由曹海林带领52名重病员留驻扎麻芒保外，其余人员在指导员李志祥和副连长彭清云的带领下，于6月6日随部队继续向前挺进，向普兰宗进军，指战员顽强地坚持行军20多天，接连翻越了11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达坂，其中冈底斯山的东君拉达坂海拔6714米。6月29日，独立骑兵师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领后续部队与先遣连会师后到达普兰宗，受到噶本代表和普兰宗本及当地僧俗官员的欢迎。7月5日，阿里噶本赤门色和副噶本满顿巴等从噶大克来到普兰宗与安志明会面，慰问解放军，并赠送青稞糌粑400公斤。7月15日，在普兰宗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纪律。接着，部队又挥师北上，8月3日，安志明率进藏部队进驻噶大克，受到噶本和僧俗官员的热烈欢迎。至此，阿里高原全部解放。

　　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四路中的一路，是我军挺进到阿里的第一支人民武装。他们通过艰苦的工作，顽强地战胜了种种严重的困难，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人民军队的纪律，赢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阿里地方政府的认同，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争取团结了藏族群众和上层人士，为后续部队进藏探明了道路，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光荣任务。向阿里进军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我党政策和我军纪律的巨大威力，有力地配合了西南主力部队解放西藏的行动，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完成统一祖国大陆的神圣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阿里分工委的成立

　　在我部队向前挺进的时候，1951年7月，由青海、新疆等地窜入阿里地区的600余名叛匪，在匪首哈力伯克率领下，到处烧杀抢掠，给广大农牧民造成很大灾难。新疆军区派独立骑兵师一加强连在营长贺景富率领下进入阿里剿匪。7月16日该部从于田出发，8月22日，骑兵团和进藏部队共300余人在日土会师，建立剿匪指挥部。8月26日，剿匪部队将哈匪500余人和大批牲畜围困在莫尔多山沟里，经过两昼夜的激战，除少数匪徒逃入印方控制的拉达克地区外，其余均被歼灭。经过我军4次征剿，终于荡平匪患。

　　剿匪任务完成后，阿里骑兵支队成立，安志明任支队长，先遣连被编为该支队第三连。至此，向阿里进军宣告胜利结束。

　　根据阿里地区情况，不宜也不需要大量军队进驻。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北军区即于1951年5月30日电示，后续部队停止进藏。1952年3月，独立骑兵师撤销，已进入阿里之部队整编为阿里骑兵支队，担负阿里地区的治安与边防任务。

　　1952年9月，中共西藏工委在征求新疆分局意见后报西南局，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阿里分工委。10月1日，中共阿里分工委在噶尔昆莎正式成立，受中共西藏工委和新疆分局、新疆军区党委的双重领导。由阿里骑兵支队支队长安志明任中共阿里分工委书记。中共阿里分工委以骑兵支队名义、以统战工作为主开展工作，积极宣传贯彻党的统战、民族、宗教政策，实现了站稳脚跟的目标。1953年春，中共西藏工委、新疆分局先后从拉萨和南疆调进首批干部到阿里工作，充实和加强中共阿里分工委领导力量，建立工作机构。10月1日开始，中共阿里分工委同骑兵支队正式分开办公。

　　藏北运输指挥所运输物资

　　先遣支队进入阿里后，驻阿里的部队及中共阿里分工委的一切供应，都要从新疆运来，由于路途遥远、艰险，每年损失几千头驮畜（主要是毛驴，还有骆驼、骡马），仍难以保障需要，有时甚至发生断粮现象，靠打猎、捕鱼、挖野菜充饥。

　　1952年3月，新疆军区为解决驻阿里部队及地区党政机关人员物资供应问题，在新疆皮山县桑珠村成立新疆军区藏北运输指挥所，团级建制，归南疆军区领导，主要任务是筹措物资、运输供应。每年向阿里往返运输两次，并将报纸、书信等带往阿里，是阿里与外界进行书信联络的唯一渠道。运输一趟单程约需36天，运输路线长约1200公里。后虽加大人员力量、优化运输线路，增加骆驼、毛驴、马匹和牦牛数量，在新疆沿线设立草站等，但藏北运输线全线海拔46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寒冷，途中经过几十道冰河与达坂，崎岖难走，每年10月至翌年4月冰雪封山，一年中运输期只有170天左右。藏北运输指挥所的干部战士和职工常年在高原上，为了保障阿里部队的供应，舍生忘死地劳作，一直坚持到1959年新藏公路通车，才结束了完全靠牲畜运输的历史。至此藏北运输指挥所撤销，阿里地区物资运输由新疆军区汽车团负责。

　　新藏公路的修建

　　人民解放军进驻阿里后，所需后勤供应由新疆驻军组织骆驼运输队解决。由于高寒缺氧，长途跋涉，畜力死亡很大，补充来源也难以为继。只有解决交通问题，进驻阿里的部队和工作人员才能站住脚跟，保卫边防，因此迫切需要修建新藏公路。为了改善阿里地区的物资供应，新疆军区指示独立骑兵师派出以田武为队长的侦察队，勘察出一条新藏运输线路。1951年7月底，田武率领30人从新疆于田县桑珠镇出发，沿先遣连开辟的路线进入阿里改则北部，后向西于9月上旬到达日土宗，对新藏公路进行初勘。田武带着翻译周本及两名战士，从班公湖向北，翻越熊彩岗日，穿越阿克赛无人区，经奇台大坂到红柳滩地区，与南疆军区边防15团某分队相遇。田武将初勘情况向该分队作了介绍并转报南疆军区。南疆军区决定将该道作为藏北骆驼运输路线。

　　1954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组建勘测总队，经过实地踏勘调查，选定了从叶城到阿里的一条比较理想的路线，于1954年开始初测。1955年，交通部派出以林楚育为队长的交通部测量队，协助新藏公路勘测总队从新疆叶城开始向阿里勘测公路，按照先求初通原则，降低了一些标准。桥涵、构造物采用临时性结构通车，以最快速度进行测量设计，来满足施工。6月，经交通部批准修建新藏公路，投资1613.6万元。1956年4月，正式开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新疆军区后勤部、交通部第五工程局联合组成新藏公路建设指挥所，以南疆军区（即原二军）部队为主要施工力量。在工程总体安排下采取分段施工，逐段前进，做完一段，通车一段，1957年10月5日，公路修通到噶大克。10月6日，新藏公路通车典礼在噶尔昆莎举行。

　　1958年9月10日，噶大克至普兰公路（即“噶普公路”）建成通车，人民解放军驻阿里部队和部分民工参加修筑，长250多公里。从1958年开始，交通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次投资，处理病害路段，增设和改建永久性桥涵，并将新藏公路经普兰县延伸至日喀则地区拉孜县雅鲁藏布江渡口。

　　五、青海方向进军西藏解放西藏

　　青海骑兵支队参加昌都战役

　　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进藏，1950年3月，西北军区决定以第一军骑兵团第二营和特务连为基础，扩建成第一军骑兵支队承担进藏任务。骑兵支队（以下简称骑支）以冀春光为中共玉树地委书记兼骑支政委，孙巩为支队长，魏家祯为副支队长，田惠普为副政委，郭守荣为参谋长，苏诚为政治处主任，支队下辖骑兵一、二、三连，重机枪连、炮兵连、特务连，共680人，骡马800余匹。另从第1军选调部分营、团干部共120人，组成玉树地委、专署及玉树、称多、囊谦三个县委及县政府，开展社会调查、整修机场、抢运物资等地方工作。

　　骑支成立后，在西宁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整训和思想动员。6月21日，骑支和干部大队向玉树进发。6月24日，支队越过日月山，进入青海南部草原。7月3日，越4500米的鄂伦山，因高山缺氧，3名战士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牺牲。7月24日，胜利到达玉树，行程900公里。

　　为解决骑支的补给运输问题，5月中旬，第一军以5700余人由青海南部大河坝开始向玉树修筑公路。经过半年的艰苦施工，将公路修至黄河沿，并于次年通车玉树。玉树地委、军分区（骑支兼）动员当地藏族群众，组织牦牛4000头由黄河沿向玉树赶运粮秣物资。在藏族民工协助下，骑支还以自己的畜力和牦牛，从玉树向囊谦囤运了一批粮物。

　　骑支于7月下旬进至青海玉树后，进行了思想动员和战前训练，准备粮秣柴草马料。9月20日，支队长孙巩、副政委田惠普由玉树抵邓柯受领任务。154团团长郄晋武受师领导委托，与他们初步研究了作战实施方案等。9月29日，52师师长吴忠、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和政治部主任周家鼎抵达邓柯，向孙巩、田惠普详细交代了任务，并确定由阴法唐、李明组成师前指，统一指挥右翼战役迂回部队。孙巩、田惠普于10月1日离邓柯返玉树。

　　为实现战役大迂回，52师前指及所属154团提前于10月6日凌晨开始渡江，并迅速向预定目标前进，8日至青海省玉树以南的巴塘草原；骑支于7日从玉树出发，当日抵巴塘草原。52师骑兵侦察连已于6日到达此地，配属骑支行动。师前指于8日赶到巴塘草原，郄晋武团长和军政治部宣传部夏川部长同骑支领导具体协调了部队的行动。8日、9日，骑支、师前指和154团继续前进。

　　担任战役大迂回的154团和骑支进至青海囊谦后，根据师前指的具体部署，分内外两翼前进。走外翼的骑兵支队在行进中，顶着暴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永嘎拉山和海拔5400米的磨格日峰时，山高缺氧，人马呼吸困难，指战员们既要照顾马匹，又要互相搀扶前进，十分艰难地通过了这两座大雪山。山上多处积雪半人深，有些地段需爬行通过。经5天兼程前进，骑支先头2连于13日5时占领知牙桥，越过昂曲河，16日拂晓攻占则美，17日夺取了昌都以西要地类乌齐，毙伤和俘虏藏军第七团的一个连60余人。

　　当战役正面攻击部队在16日奔袭觉雍，战役迂回部队17日攻占类乌齐、甲桑卡后，52师吴忠等人判断：藏军可能放弃昌都西逃，遂令骑支务于18日、154团务于20日前抢占恩达，切断藏军西逃退路，其余各部“不惜一切穷追歼灭之”。

　　52师侦察连18日晨按时占领恩达后，19日分两路向昌都方向搜索前进，迎击昌都西逃藏军。20日10时许，该连指导员明宝金见到了阿沛·阿旺晋美，并向其宣传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阿沛与其他官员协商后遂下令总管府机关和藏军第三、第八、第十团以及其他各团和民兵一部共2700余人放下武器，并交出英国特务两名。当日下午5时许，孙巩率部到达朱古寺，进一步落实阿沛部放下武器的具体事项，并与154团政委杨军共同处理了阿沛部放下武器的有关事宜。

　　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的成立及任务变化

　　在昌都战役结束后至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前，中央先后就由西北方面担负进军日喀则和阿里地区的任务和护送班禅返藏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决定由西北局、西北军区组建一支部队，由青海进入西藏，并决定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中央军委于1951年2月13日发出了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6月7日，西北局组织部正式发出通知：由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任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委员，范明为书记。慕生忠任组织部长兼民运部长，罗曼中任组织部副部长，白云峰任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梁枫任青委副书记，牙含章任统战部长兼秘书长，王直任副秘书长，慕生忠兼任妇委书记，李静任妇委副书记，范明兼任财委主任，杜舒安负责公安工作，兰作馨负责司法工作，李林初负责文教工作，联络处长由范明兼任，交际处长任启明。至此，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在兰州正式成立。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使西藏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军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统一经营西藏的决策，对原定的进军部署作出适当调整。1951年5月17日，中央统战部请汪锋、范明商谈西北进藏问题。李维汉说：“新疆进军阿里，1950年8月已到改则的扎麻芒保（今先遣乡）。现在协议就要签订，西北进军日喀则的任务可以免去，骑兵支队也可以不去了。中共西北西藏工委700多人，除留100余人担任护送班禅返藏任务外，其余人员遣散。”汪锋、范明认为进藏工作已经准备好了，撤不下来，仍坚持要求进藏，李维汉提出要范明同张国华一起去重庆，请西南局确定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的行动。

　　1951年5月22日，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召集在京的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并有张经武、张国华参加，研究下一步进军西藏的部署，解除了西北军区军事上进军西藏的任务，拟定了新的进军方案。经毛泽东主席5月23日批准，于5月25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进军训令。

　　1951年5月26日，在京的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与张国华、范明一同到达重庆，张国华向西南局、邓小平汇报了谈判、签订《十七条协议》情况和中央军委关于下一步的进军部署等，范明汇报了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的组成以及进藏准备等情况。

　　6月11日，中央复电西南局并西北局，“5月31日电悉。关于中共西藏工委组织，同意西南局的第二种方案，即在原有八人外，再吸收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中之范明、慕生忠、牙含章三人参加，并增加范明为副书记。今后如18军及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尚有个别的适当干部必须参加工委者，仍可考虑吸收参加。在会合前，两工委组织都不变”。

　　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在进藏前，成立了政策研究室，组织力量调查研究西藏社情民情，整理各种资料，组织干部学习党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勘察制定行军路线，做了各种进藏准备。同时，在甘肃、青海两省吸收了一批藏族干部，这些藏族干部在进藏途中和以后在西藏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月27日，西北局请示中央关于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进藏时间安排和使用番号问题。8月1日，中央复电西北局和西南局，同意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的入藏时间安排，并指出西北入藏部队“用18军某某支队名义。”中央复电中还指示班禅入藏则应劝其暂缓，范明走后，牙含章应继续留班禅处工作，班禅行辕可派极少数人员随范明先行入藏。

　　8月4日，范明就关于西北进藏人数、梯队等事向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十八军报告：“西北西藏工委入藏人数共1100人……班禅行辕另派计晋美、纳旺金巴等干部随同入藏，共计1300人，已经西北局、西南局和十八军核准，此1300人分前后两个梯队……”至此，范明率领18军独立支队和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踏上进藏征程。

　　1951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复西南局12月12日请示电。同意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与中共西藏工委会合后组成的第二个方案，决定以张国华、范明、牙含章、慕生忠、谭冠三、昌炳桂、王其梅、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平措汪杰等11人为委员。1952年1月10日，中共西藏工委在拉萨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西藏工委的组成及各部委领导人名单。张国华为书记，范明为副书记。至此，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完成历史使命。

　　18军独立支队进军西藏

　　1951年8月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复电范明：“范明同志率领部队可命名为人民解放军第18军独立支队。该部之行动计划，应由张（国华）、谭（冠三）规定之。”

　　1951年8月14日，范明率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机关由西宁出发，翻越日月山，经倒淌河、青海湖等地，于8月17日晚到达香日德。8月22日，在青海香日德召开第18军独立支队（简称“独支”）成立暨进藏誓师大会。会上范明宣布18军独立支队成立，范明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慕生忠任副政委（进到黄河源后，任政委），罗曼中任参谋长，杜舒安任政治处主任。当日，第一梯队出发。

　　8月24日，范明将18军独立支队成立的情况报告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并西南局、西南军区、西北局、西北军区、牙含章、赵寿山、张仲良、廖汉生。电报称：“我们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的全体干部和战士，在8月22日的入藏动员大会上，奉命宣布成立为人民解放军18军独立支队。我们全体入藏同志对能够参加具有光荣传统和先进民族工作经验的18军行列，感到很大的光荣和兴奋。我们为了庆祝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誓以实际行动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在解放西藏人民、巩固祖国边防、建设新西藏的伟大事业中，坚决完成上级分配给我们的一切任务。并致以亲切的革命敬礼。”

　　为了完成此次艰苦的进军西藏任务，18军独立支队制订了周密的行军计划，出发前颁布了《进藏行军计划》《草原行军知识》和《入藏守则》，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严密的组织和充分的物资准备。该支队后梯队于8月28日从香日德出发，踏上进军西藏征途。独支第一梯队于9月2日进抵诺木岗山脚下。诺木岗海拔5266米，山峰有积雪，气候寒冷，空气稀薄。从此一直行进在4000至4700米以上的高原上，其间有寸草不生的荒漠，有万年冰封的永冻地带，还有分布在黄河、长江源头的沮洳沼泽，每天雨雪交加，生火做饭困难，晚上休息不好，病员日增。9月8日，进入黄河沿岸，渡过其一、二、三支流，行进中多淤泥地，人马常陷入齐腰的淤泥中，陷毙骡马20余匹，幸陷入的人员均被救出。在此困难之时，曲麻莱县县长率千户、百户等头人数十人前出700里来迎接。因人困马乏，独支在黄河主流南侧休息3日后，继续前进。

　　9月20日，独支进至长江源头的通天河畔。河宽60米，时值河水暴涨，水深流急，渡河极为困难。指战员们不顾河水刺骨寒冷，用自制的12只牛（羊）皮筏摆渡人员物资，但因水冷流急，牲畜被赶下水后不远就返回岸边来，战士们下水驱赶，也无济于事，渡河受阻。

　　张国华、谭冠三、李觉获悉此情况后，于9月26日电告范明：“高原江河、渡口或架桥处多水深流急，请考虑派人赴上游侦察，选水面较宽、支流较多处试渡，或可成功，望研究酌定”。范明等决定在以牛皮筏就地摆渡人员、物资的同时，另一部分人赶着骡马、骆驼等牲口，于27日沿河而上，寻找徒涉渡口。10月4日，范明报称：“沿通天河而上，行约二百余里，终于找到了一段河叉较多、河水较平稳的河面，牲口徒涉终于成功。经过十五昼夜的努力，部队全部胜利渡过了通天河”。独支渡通天河中，共淹亡辛烈、刘益民、吴邦英、刘治明、王百宝、吴发英、马进才、张进才等8人，溺死牲畜150余头。10月5日，支队继续前进。

　　独支穿越通天河以南人迹罕至的荒原，气温下降至摄氏零下10度以下，干部、战士都感到头晕，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病号进一步增多，死亡骡马40余匹。10月19日，进到海拔4800米的唐古拉山口。此时已近隆冬季节，唐古拉山口时刻有被大雪封闭的危险。为避免在无人区陷入断粮饿毙的危险，独立支队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全体指战员冒着摄氏零下20多度的严寒和刺骨的山风，克服严重缺氧、强烈高山反应的痛苦，以3天时间全力跋涉越过唐古拉山，牲口又倒毙300余头，并牺牲了牛师君、丁志荣、刘世祥、张秀等人员，闯过了入藏最后一关。后梯队的不少人员冻伤了脚，有一人被截肢。10月27日，进抵西藏北部聂荣宗，受到宗本和群众的欢迎。这是独支出发以来见到群众最多的一天。28日，西藏地方政府黑河（今那曲）总管派一如本持函前来欢迎。11月4日，独支进抵藏北重镇黑河时，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和藏军第四代本率藏兵300余人以及群众400多人热烈欢迎。由于自香日德出发两月来第一次见到民房，大家异常兴奋。独支在黑河休整了10日，召开上层人士会议，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补充了粮秣。

　　在黑河期间，独支发出了《关于与18军会师团结守则的决定》。此决定报18军后， 18军于1951年11月15日批复如下：“关于会师问题，军部已做了专门讨论并编印了教材，在部队中进行了广泛的团结教育。你们所拟定的团结守则很好，望在部队中展开深入的学习”。

　　11月15日，独支继续南进。在行进的第3天遇到剧烈地震，余震数十次，大地颤动，砂石乱飞。部队很多人头昏想呕吐，因住的是帐篷，幸无人员伤亡。11月下旬，当独支进抵林周时，中共西藏工委秘书处处长苗九锐前往迎接，联系安排有关事宜。

　　11月26日，独支到达拉萨近郊。张经武、张国华即派军参谋长李觉出城20里迎接，并向范明介绍了拉萨的政治情况、入城注意事项、欢迎仪式的安排等情况。11月27日，独支进抵距拉萨7公里处，张经武代表、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前往欢迎和慰问。

　　12月1日，第18军独立支队在司令员范明、政委慕生忠率领下到达拉萨，班禅堪厅先遣工作队在计晋美率领下同时到达拉萨，受到先期到达拉萨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藏军两个团及万余名各族群众热烈欢迎。

　　12月20日，举行18军机关与18军独立支队会师大会。会上，谭冠三致词，张经武、张国华、范明、阿沛·阿旺晋美等讲话。大会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18军独立支队自8月22日由香日德出发，12月1日到达拉萨，历经102 天，其中行军45天，行程1400余公里，历经无数艰难困苦，胜利完成了进军任务。

　　班禅行辕的先遣随行人员随18军独立支队回到了多年盼望的故土，当他们来到拉萨，远远望见金光闪闪的布达拉宫，激动得流下了热泪。12月4日，计晋美札萨和纳旺金巴大喇嘛率领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人员，前往罗布林卡拜谒达赖。计晋美代表班禅大师，递交了班禅所馈赠给达赖的礼品、近照和班禅亲笔信。期间，中共西藏工委根据《十七条协议》的精神，做达赖、班禅双方的工作，说服他们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并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协商，首先议定噶厦将派到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达尔康·曲典丹达撤回，由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接收。12月18日，班禅堪布会议厅札萨计晋美、大喇嘛纳旺金巴联名从拉萨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对他们返回西藏的夙愿得到实现表示由衷的感谢。电称：“由于毛主席的伟大感召，使和平解放西藏得到迅速实现，流落内地多年的我们，才能很快地回到西藏，见到了达赖和久别的故乡人民，我们感到万分兴奋和愉快，并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1952年2月，计晋美率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回到久别的日喀则。

　　人民解放军进藏各路部队，从受领进军西藏任务到进驻拉萨以及昌都、太昭、江孜、日喀则、亚东、黑河、倾多、隆子、察隅、噶大克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历时两年之久。部队历经千辛万苦，战胜重重困难，按照预定部署，完成了进军西藏任务，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的完全统一，巩固西南国防，为保证《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逐步在西藏各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结束语

　　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和平解放西藏重要组成部分，从青海方向、新疆方向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西北局及彭德怀、习仲勋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进军途中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到哪里，加强民族团结，开展统战和影响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胜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艰苦而光荣的任务，圆满完成了解放阿里、支援协同昌都战役、护送班禅返藏等历史任务，为解放西藏人民、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神圣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西藏解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西藏的和平解放，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上层反动势力分裂西藏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完全统一，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结束了西藏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为逐步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现西藏人民的新生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基础，使西藏各族人民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执笔：邓惠明、赵建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