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奔巴瓶。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2024年9月14日，江孜宗山脚下，日喀则市举行纪念江孜抗英斗争120周年公祭活动。来源：日喀则市委网站

位于康定的邱家锅庄（1944年孙明经摄）。来源：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时期，中央王朝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对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完善和落实，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西藏人民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后，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区人民一道奋起抗击外来侵略，谱写了救亡图存、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英雄篇章。

　　因地制宜，强化管理

　　清朝建立后，平南明，削三藩，收台湾，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叛乱，历经140余年，最终统一全国。在边疆地区，由中央委派重臣进行管理。西藏是清朝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西藏的治理。

　　建立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明确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管理方面的权威。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召到北京觐见顺治帝，随后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达赖喇嘛”这一封号自此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确定。此后，历世达赖喇嘛转世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成为定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并追认以前历辈班禅，正式确认其崇高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自此，历世班禅须报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建立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驻军守边制度，坚持国法大于教规。为抗击廓尔喀入侵西藏，乾隆帝派大将军福康安进藏作战，大获全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其内容涉及宏观层面和原则性问题，体现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全面管理。其中，有半数以上条款直接提及驻藏大臣的权力，绝大多数涉及驻藏大臣管辖的事务，诸如，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以下高僧活佛的转世实行金瓶掣签制，由“驻藏大臣亲往监同抽掣”；行政人事上，噶伦及以下地方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外交上，集权于中央，由驻藏大臣负责处理；军事上，每年由驻藏大臣“巡视边界，操阅番兵”，奖优罚劣；财政上，由驻藏大臣严格管理财税，监制钱币，合理摊派租税徭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商上财政开支要有驻藏大臣春秋两次审核，等等。这样就形成了驻藏大臣总揽西藏地方行政、宗教、人事、财政、军事、司法、外交等一切重要权力的局面。特别是金瓶掣签制度确认活佛转世形成历史定制，改变了转世活佛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实质上由上层贵族或大喇嘛操纵的局面，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掌管西藏地方政教一切事务的权力。

　　抵御外侮，捍卫主权

　　清朝中期以后，封建王朝走向没落，英国趁机逐步侵略清朝藩属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控制喜马拉雅山南诸邦，进而侵略中国西藏地方。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派遣人员到西藏活动。19世纪以后，这类活动逐渐增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利用从《烟台条约》另议专条获取的派员入藏特权，要求中国开放西藏。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国先后两次发动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给西藏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同时也遭到了西藏军民的英勇抵抗。其中，江孜保卫战是西藏人民抵抗英军入侵最重要的一场战斗，也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悲壮的战斗。

　　1904年5月26日，英军集中兵力向江孜藏军阵地发动进攻，双方激战11个小时。藏军虽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而失败，却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英国军官瓦代尔不得不承认：“西藏人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坚决、机智和英勇，对我们这些亲眼目睹他们袭击我们营地的人来说，不足为怪。说西藏人不能打仗，这种荒谬的错觉应该彻底打消了。他们的英勇举世无双。”

　　西藏人民抵抗英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是保卫家园、捍卫祖国领土、反抗英国侵略的正义斗争。广大西藏人民表现出的不惧怕洋枪洋炮，“即便西藏男丁死尽，妇女亦愿坚决抵御到底，矢志不移”的大无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反抗外来侵略历史上的不朽篇章。

　　茶马古道，“三交”纽带

　　茶马贸易在我国历史上有着宽广的地域空间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中原地区犁田耕地需要马，装备骑兵亦需要马，“马资于国用甚大”，边疆游牧民族食肉饮酪，对茶叶需求强烈。明朝万历年间，王廷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随着关系国计民生的茶马贸易广泛开展，在内地和边疆地区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贸易网络，即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运输的物资并不限于茶叶和马匹，其性质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联系方式，还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内容，是西藏和祖国内地密切联系、持续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

　　从内地通往西藏的茶马古道有川藏、青藏、滇藏多条路线，在这些古道沿线形成了一座座历史名城。四川康定，旧称“打箭炉”，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为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康熙年间，达赖喇嘛奏请打箭炉“交市之事”，康熙帝允许“行打箭炉市，蕃人市茶贸易”，康定由此成为茶马古道之枢纽、祖国西南边疆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来自雪域的药材、羊毛、皮张、黄金等土特产品，与来自内地的茶叶、绸缎、粮食等生产生活物品云集康定，各族商人进行贸易，极大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交流。

　　清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行政管辖的各种举措，各民族共同开发西藏、守卫祖国西南边疆以及彼此之间密切往来、水乳交融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历史事实。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