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唐卡。 雍和宫藏

拉萨关帝庙桃花。 来源：拉萨文旅公众号

　　世人谈到忠义，大多会想到三国时期的关羽。他的忠义形象在后世被不断神化，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都信奉祭祀的神灵。他既是忠信义勇的“战神”，又是治水降雨的“水神”，同时也是招财进宝的“财神”……历经千年，从东南沿海到雪域高原，关帝信仰已渗入民俗生活之中，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情感依托和中华文化符号。

　　威灵呵护，永永无虞：

　　磨盘山关帝庙的修建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入侵我国西藏地区，攻至日喀则一带，大举劫掠扎什伦布寺。乾隆帝接到奏报后大为震怒，遣大将军福康安等将领率兵进藏抗敌。彼时，进藏路线有经四川和青海两条，由于前线战事紧急，福康安选择了路程较短但更为艰险的青海路线。大军在严冬中艰难跋涉4000余里，只经50天便抵达拉萨，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

　　开战前，大军专程前往拉萨北郊札什城的关帝庙拜谒，祈求“战神”关羽护佑。福康安见此处殿堂狭小，便命人在磨盘山选址新建关帝庙。战事绵延三月。尽管廓尔喀军队占据天险，负隅顽抗，但清军奋勇抗击，屡出奇兵，一路开山辟路，直入敌军巢穴。经历了七场激烈的战斗后，清军大获全胜，廓尔喀请降求和。清军凯旋之日，恰好是磨盘山关帝庙竣工之时。

　　上述故事由平定廓尔喀的清军主将福康安记录在《磨盘山新建关帝庙碑》中，勒石以志；福康安等又铸造铜钟一座，将平定廓尔喀的88位将领的姓名职衔铭于钟身，将这一段抵御外敌的历史保存下来。而故事中新建的关帝庙，则是西藏现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关帝庙之一——磨盘山关帝庙。

　　庙宇建于布达拉宫与药王山之间的一座小山顶上，因其形状酷似磨盘，故称其为“磨盘山”。

　　此后两百余年，磨盘山关帝庙几经风雨，也历经多次修复，早期的塑像以及匾额今多已不存，但庙宇仍保留着坐东北朝西南的布局。“战神”关羽至今仍然面朝外敌廓尔喀的方向，一如碑文所言，威灵以神力震慑，护佑“前后卫藏永永无虞”。

　　现存的关帝庙建筑为中轴线布局，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呈汉藏合璧的建筑风格。其中，关帝拉康是典型的中原式建筑，单檐悬山式屋顶，上覆绿色琉璃瓦，殿内供关羽塑像。后方文殊殿则是藏式建筑，主供文殊菩萨像。

　　2007年5月，磨盘山关帝庙被确定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于拉萨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节”当日（2012年9月17日）举行了维修竣工揭牌仪式。如今，这里既是旅游景点，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东方战神，正法助伴”：

　　关帝信仰走进雪域高原

　　早在唐宋时期，中原佛教就已经接纳关羽作为“伽蓝菩萨”。例如，唐代董侹在《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中叙述了关羽用神力为智者大师开辟修禅道场的故事；宋僧昙照和志磬亦分别记录了智者大师和关羽斗法并为其授戒的传说。宋元时期，军队在作战前参拜关公庙已蔚然成风。

　　明清时期，关羽信仰与藏传佛教产生接触和互动，并逐渐被建构为能够守护天子、保佑政教合一事业圆满的护法神。明万历年间，关羽被封为“关圣帝君”，在民间影响深远。清代，关帝文化发展至顶峰，关帝祭拜被纳入国家祀典，清军对关羽的崇信推动了关帝文化与藏传佛教的融合，使其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象征。

　　清军平定廓尔喀之前，最先拜谒瞻礼的札什城关帝庙建于17世纪中叶。如果说彼时的关帝庙只是清初军队官兵将自身的关帝信仰带进西藏的产物，那么廓尔喀之役后，关帝信仰已经被藏传佛教高僧自觉吸纳，完成了系统化的建构。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的传记记载，三世章嘉活佛两次梦见关羽，帮助他脱离了可能危及生命的险境。雍和宫修建关帝庙时（约1750年前后），济隆活佛向三世章嘉活佛求请得来一篇祈供文。三世章嘉活佛在文中规定了修供的基本程式，并确立了关羽“战神”的地位。

　　在唐卡作品中，有很多以关羽为主尊。其中，有些与内地传统的关帝庙所供奉的一致，皆为关羽及其两大（或四大）部将，关羽也与传统形象一致，赤面长须。而有些唐卡则对关羽的形象进行了改造，更加贴近西藏本地神的传统形象，白面短须，额有三目。

　　此外，在西藏以外的藏传佛教流传地区，同样可以见到关帝信仰的痕迹。例如，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海棠山上，大量摩崖石刻中便有三组关羽造像。其中一处关羽骑马像位于佛龛中，上方有藏文“关老爷”横批，两侧对联用蒙古文书写，以“悉多河水”“如意宝珠”等佛教意象，表达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意。可见，不同地区与民族的文化互相交织，丰富了关帝信仰的文化内涵。

　　“关帝格萨拉康”：

　　关帝信仰与格萨尔信仰融汇

　　关帝信仰进入西藏地区后，在流传与演变过程中逐渐与藏族传统的格萨尔信仰交融合流。

　　尽管在18世纪初的藏文文献中，已有关羽“是享有军之王称号的格萨尔本人”的记载，但此处的“格萨尔”并非藏族英雄史诗中的“格萨尔”。学者们认为，关帝信仰与英雄格萨尔信仰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与18世纪末期清政府在西藏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有关，而廓尔喀之役，正是一个关键节点。

　　廓尔喀之役获胜后，除了磨盘山，西藏多地都兴建了关帝庙。当时亲历这一事件的藏族文学家多仁·丹增班觉在作品中记录了修建“格萨尔拉康”的经过，并称关帝唐卡为“汉式格萨尔主眷唐卡”。可见，在这一时期，西藏百姓已有称关帝庙为格萨拉康、称关帝为格萨尔王的现象。这种将关帝信仰与格萨尔信仰融汇的理念流传至今。

　　一方面，关帝信仰通过格萨尔信仰实现了本土化，广大藏族群众用自身熟悉的格萨尔形象吸收和接纳关帝信仰，汉、藏、满、蒙古等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英雄崇拜在这里得到了映照与升华。另一方面，伴随着关帝信仰一同传入的，还有中原传统的抽签卜卦等，这些在关帝格萨拉康中同样得到了本土化的改造，形成了汉藏圆融、儒释道苯多宗教圆融的特有关帝灵签仪轨。

　　不论是最初的磨盘山关帝庙，还是如今的关帝格萨拉康，都是汉、藏等多民族文化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成果。它们是反映清代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藏、研究清代西南边陲军事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各族人民精诚团结、共御外敌、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光辉历史见证。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