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文化多样性成为了人类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藏医药，作为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对文化多样性的高度重视与保护践行。

甘肃甘南州，碌曲县藏医院，民众在藏药取药处取药

　　藏医药起源和发展

　　藏医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西藏高原，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通过不断积累和完善而形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独特治疗方法和浓郁民族特色的医药学体系。藏医药学的形成过程，也是一部各民族医药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科教处副处长、副研究员罗辉从事藏医药研究多年，他介绍说，吐蕃时期藏医药学在本民族古象雄苯教医学积累的基础上，博采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希腊-阿拉伯医学之长，形成了系统完善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传承发展至今。当时，一批又一批来自祖国内地的医师，受邀自发进藏，或随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去众多的医书、诊法和医疗器械等，在西藏传承医学，培养人才。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诞生的藏医经典著作之一的《月王药诊》，以及藏医理论体系中的五行学说、脉诊和一些常用药物的命名功效等，均与内地中医药学具有深厚的渊源，是汉藏民族传统医药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

　　谈到藏医和古印度医学的渊源，罗辉说，古印度医学的主要代表是阿育吠陀医学，其对藏医学的影响也很深远。阿育吠陀（Ayurveda），这一古老而系统的医学体系，其发源地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阿育吠陀的经典著作《八支心要集》被翻译成藏文，成为藏医理论的重要来源。中国新疆多地发现以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等撰成的阿育吠陀著作，时间跨度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这说明我国古代西域、西藏的医学家共同参与了阿育吠陀的传承。从理论层面看，藏医与阿育吠陀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藏医的核心理论如五元、三因和药性理论等均来源于阿育吠陀。藏医在吸收阿育吠陀医学精华的基础上，也实现了显著的本土化创新。例如，藏医独特的尿诊技术在吐蕃时期便已相当完善，而阿育吠陀医学直到11世纪后才专门提及尿诊，这显示了藏医在借鉴基础上独立发展的成就。

　　在藏医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留其核心内容并实现创新，是一个重要议题。“衡量藏医是否保持其本质的关键，在于其实践与研究是否始终遵循藏医药理论的指导。同时藏医并不排斥现代医学和科学手段的应用，相反，可以积极利用这些手段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罗辉说。例如，在藏医诊断中，现代医学技术如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被用于分析尿液成分，以验证藏医尿诊理论的科学性。此外，在临床实践中，藏医也通过科学的方法评价其疗效，如藏医药浴疗法治疗中风后遗症的疗效评估，进一步证明了藏医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这种在传承中创新的精神，正是藏医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罗辉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副研究员罗辉

　　藏医药学与其他医学的交流与互鉴

　　藏医药在西方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可以追溯到1857年，俄国境内发生瘟疫，当局从贝加尔湖地区的一座佛教寺庙邀请了名藏医曲登白玛到圣彼得堡，这标志着藏医药在西方传播的真正开始。

　　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广泛，从藏医文献到藏药成品，从药材基源调查和成分分析到药理作用，涉及藏医药的各个领域。曲登白玛的后代彼得白玛还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中《总则部》的俄文本，这是《四部医典》的第一个外文版本。白玛家族的后人迁徙到瑞士，继续传承发展藏医药，并于上世纪60年代与瑞士商人合作，成立藏药公司，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生产和销售藏药成方制剂。此外，藏医药的疗效在蒙古、尼泊尔等国家也有很高的认可度。

　　“近年来，藏医在国外逐渐获得更多认可，凸显了其在全球健康体系中的独特优势。这与其历经数千年积累与提升的临床疗效密切相关。”罗辉介绍说，“藏医的治疗逻辑基于整体观念，追求体内三因（隆、赤巴、培根）的平衡。它认为疾病的发生是各种因素导致三因平衡被打破的结果，因此治疗的核心在于调节三因，恢复平衡状态。这种平衡调节的理念，与西医注重病灶治疗、药物定点治疗的方式截然不同，体现了藏医在医学哲学层面的深刻洞察。此外，藏医还强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将人的生命视为自然与社会属性的综合体，这种全面的视角使得藏医在诊疗过程中更加注重患者的整体状况和心理因素。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西方医学体系下，尤其是在医药市场巨大的美西方国家，藏医的推广仍面临诸多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西方医学以生化指标为导向，强调标准化、模式化治疗，这与藏医注重个体化、辨证论治的理念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藏药及非药物疗法的应用需遵循所在国家的法律制度，疗效评价要遵循严格的国际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藏医在国外的普及与发展。

　　“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质上是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碰撞。”罗辉说。中医与藏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代表，强调和谐、平衡与整体观念，而西医则更注重实证、量化与局部治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医学理念与治疗方法上的巨大不同。

　　可喜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在不断加深。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并尝试接受东方文化，包括藏医在内的传统医学疗法也逐渐受到重视。1998年和2003年，两届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促进了藏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推动传统藏医药进入国际主流医疗领域；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包括藏医）的抗疫成效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卫生体系中的地位。

　　“这种趋势表明，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可能的。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人类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罗辉说。

玉多康桑藏医颈腰康复门诊部，藏式推拿

　　藏医药发展有未来

　　展望藏医药发展未来，罗辉认为，作为藏医的发源国和故乡，中国在藏医医疗事业和藏药产业发展上占据绝对优势。“为了促进藏医的传承与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大了对藏医教育的投入，鼓励年轻人学习并传承这一宝贵的医学遗产。其次，在科学研究上，国家资助了大量科研项目，推动藏医药的理论创新与现代科技融合。此外，还通过各级藏医医疗机构建设和提供财政支持等方式，确保藏医服务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

　　在藏医的国际传播进程中，面对药物审批、政策壁垒、文化差异等限制因素，罗辉认为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策略，如推广藏药浴等外治疗法，以点带面，逐步扩大藏医的影响力。

　　“藏医不仅仅是医学的瑰宝，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可以探索在一带一路国家及友好国家建立藏药浴体验馆，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并接受藏医文化。”他说。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藏医药的国际标准化和认证工作，为藏医的国际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罗辉参加国际会议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财富，也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藏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显其独特魅力和深远价值。中国政府对藏医药的传承与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不仅促进了藏医药自身的繁荣发展，也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