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远在1300多年前,藏族人民已开始使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历史，千百年来藏族学者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瀚的藏文历史文献。西藏民主改革65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支持藏文出版事业发展，创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培养编译人才队伍，修复文献古籍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使藏文出版事业得到空前繁荣发展。旦正加，民族出版社资深藏文编辑，副编审，从事藏文编辑、翻译工作15年，这15年，也是藏文出版业蒸蒸日上，快速发展的15年。

民族出版社旧址

　　北京椅子胡同

　　2009年，旦正加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随即加入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工作，前辈同事告诉他的第一件事，是关于民族出版社不平凡的过往。

　　民族出版社与共和国同龄，1949年10月，中央民委成立大会宣告，要用各民族文字翻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三大文件，同时着手开展民族情况研究和民族政策理论研究，这些工作由民委参事室承担，这就是民族出版社的前身。

　　而后，机构职能调整，参事室调查研究职能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从事编译出版的工作人员组建专业出版社。1953年1月15日，在北京椅子胡同的原中央民委参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着椅子来到东跨院的一个大房子里，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时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发文：“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供应少数民族宣教读物，过去由该会参事室编印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论书籍，但随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专业的编辑机构已不能担负此种任务。经该会与我署数度会商，决定建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 

　　在旦正加看来，民族出版社的成立是藏文化从语言文字层面现代化发展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之前，藏文出版机构大都以整理印刻经文为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藏文出版内容从过去单一的佛经刻印，发展到新时期的空前丰富，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文件；《毛泽东文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领袖著作；党代会和两会产生的各类时政类图书；《藏医药大典》《中华大藏经》等传统文化精品图书；《汉藏对照辞典》《藏汉大辞典》等工具性图书；还有新时期各类藏学研究著作等等。

　　“《共同纲领》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藏文出版物，也是新中国第一本藏文出版物。率先出版《共同纲领》，至今仍是每个藏文室同志最引以为豪的事。”旦正加说。

　　《共同纲领》全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以前的建国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它与随后1954年出版发行的民族文字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同被视为民族出版社的奠基之书。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是新中国民族出版史上的里程碑。

　　如果说《共同纲领》开启了藏文翻译出版的大门，那么之后的《毛泽东选集》则为新时期的藏文翻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语言翻译工作并非易事。“翻译工作不是把汉文拿过来就可以译得出来的。由于有许多表达新概念的词汇在民族文字中没有现成的对等词汇，在翻译中要精心选择各民族原有的较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或者创造性地巧妙翻译才能译得好。”旦正加举例说，如当年毛选藏文版翻译“实事求是”这个词时，大家提出了好多种方案，最后选定的是“由实际存在的事物找出真理”。翻译出版工作推动了民族语言文字中新词汇的形成和广泛使用。《毛泽东选集》至今是翻译们参考的体例。

国家新闻出版基金项目《小五明文献分类集成》

　　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充分发挥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等首都核心功能。为更好引领多元民族文化发展，又相继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等专业性涉藏图书出版社。藏文精品图书自此层出不穷，它们承载着首都的荣耀，履行着“文化中心”的使命，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内外广大藏文读者手中。

　　“根据时代发展要求，藏文出版刊印工作担负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传播科学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和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使命。”旦正加说。以2022年民族出版社为例，新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等时政类重点图书；《第四世夏麦尔班智达文集(1-10)》《后续部注释•所需皆具宝库（上下册)》等古籍文献类图书；《藏汉英会计金融词汇》等辞书类图书。

　　旦正加说，在出版工作者眼中，每本书稿都像自己的孩子，悉心养育，见证成长，出版印刷的那一刻，内心装满欢喜。“我的前辈丹真多杰老师退休后，将自己编辑的所有图书赠送给家乡图书馆一套，我能理解他内心的这份自豪与荣光，这是我们编辑人的精神信仰。”在田野考察中，经常遇到打听在哪里能买到某本书的读者，或者告诉他是读民族出版社的书长大的读者，每逢此时，旦正加也由衷地感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藏文出版业繁荣发展这些年，旦正加也见证了藏文室从业人员结构的变更，据老同志们说，建社初期，藏文室百分之七八十都不是藏族同志，汉族，蒙古族，白族，彝族同事都有，还有很多人都是高僧大德。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关注，越来越多藏族同胞接受现代化教育，走向各行各业。“现在我们藏文室基本全是藏族同事了，精通藏汉双语，用母语编译文稿，得到了民族地区读者的更多认可。”旦正加说。

政府奖

　　数字化赋能藏文出版

　　近年来，日益成熟的数字技术被大量应用到传统出版行业，在藏文古籍保护修复方面成效尤为显著。“藏族文献资源丰富，以《甘珠尔》为例，每个寺院都有自己的版本，都有很高的珍藏、考古价值。古籍文献的全文数字化，有效解决了西藏古籍文献‘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为做好古籍知识普及和传播，激活中华古籍在新时代的传播力和生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旦正加说。近年来，他所在的藏文编辑室也进行了大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现已整理出版完成《小五明文献分类集成》一百九十三卷、《德瓦仓嘉央吐丹尼玛文集》六卷、《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书》一百三十三卷。

　　当被问及数字化迅速发展的当下，传统出版业是否受到冲击之时，旦正加认为数字技术为传统出版业赋能，呈现出的是传统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美美与共的共赢局面。

　　“随着藏族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精通汉文藏文的越来越多了，加之我们的出版题材越来越丰富多元，读者群体是在逐年攀升的。”对藏文读者而言，因纸质出版物由于其特殊的阅读体验，数字出版物并未对传统出版物构成冲击，“阅读体验不一样。”旦正加说。

　　近年来，民族出版社还通过出版藏文有声书、点读笔，与有道电子词典合作，在线上推出《汉藏对照词典》汉藏双语实时互译服务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索数字化出版新路径，满足藏文读者的多元化阅读需求。

　　谈到未来的打算，作为一名历史学背景的藏文编辑，旦正加希望出一本漫画版藏族历史书。“传统文化可以再通俗一点，文化传播也可以很有趣，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了解文化，传承文化。”旦正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