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

　　班禅喝了口水，又给我递烟，平静了一会儿，说：

　　关于我的《七万言书》，说来话长。就形成的时间说，从1960年至1962年，最早的提纲和蓝本是我同李维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是1960年的事；至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人大、政协和民族工作会议期间，我在《谈话纪要》的基础上，经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在会议上作更系统的发言，然后写成文字作为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即《七万言书》，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从内容上说，《七万言书》包括了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工作、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工作问题等八个方面。《七万言书》首先肯定各方面的巨大成绩，然后指出缺点、错误和偏差，最后提出改进的办法和今后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其著重点是批评了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言词有偏激之处，有些事实也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我的本意是爱党爱国，为民分忧，希望党和国家在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各项政策贯彻得更好，对国家、民族更有利。

　　在开始时，我的这种积极性曾受到鼓励，即便有言词过激不当之处，也是善意地指出来。但后来情况大变，主要是党中央在1962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的《七万言书》也就变了性质。我十分信赖的老一辈革命家、党内民族问题专家李维汉同志挨了批评，他所主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批评为“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李维汉把这些人宠坏了。班禅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比U-2型飞机翘得还要高”。这一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李维汉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

　　自1962年底开始，我在西藏受到严厉的批判，《七万言书》的命运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似，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我不服而抗争，后来又整出个“班禅叛国集团”。这些事都发生在1963年至1964年的西藏。至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李维汉同志也被免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从1964年至今，十四年时间过去了，如何评价“文革”以前的这桩历史公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党中央会作出公正结论的。与我那段历史公案密切相关联的李维汉同志不是这一次也出席人大、政协会议来了吗?至于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对我的保护，我是稍后知道的。首先是他亲自关照，让我于1964年底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他担心我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我到北京不久，周总理又让我住进已故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独门独院，有专用车辆，贴身随从，生活上给我优厚的照顾，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一些人心目中早归入敌我矛盾性质，不是周恩来这样保护我、照顾我，我还能正常生活下去吗?